一、乡村的隐秘

在苦苦寻觅多年之后，王方晨终于为自己小说的两个永恒主题——乡村政治批判和民间伦理反思——找到了最新鲜、同时也是最贴切的表达方式。在他的长篇小说《公敌》中，一部中国乡村的秘史由此展开在我们面前。

《公敌》中的最大隐秘，是翰童集团几十年来的发展史，也是佟家庄的当代史。佟家庄是鲁西南平原上一个普通的村庄，因此，它的历史便可以看作当代乡土中国历史的缩影。李敬泽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方晨的原则是‘斗争’，几乎所有作品中都贯彻着紧张的、不死不休的对峙。”王方晨熟稔营构矛盾斗争并在其中探索人性、拷问灵魂的技巧，他将当代中国的乡土秘密归结并置换为大大小小的矛盾与斗争，勾勒出这幅斗争图景上的众生相。于是我们看到，一部《公敌》，屡屡露锋芒，随处是战场，小说的可读性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并由此巧妙地避开了当下反思型小说往往思想大于内容的弊端。

初读《公敌》，带给读者最直观印象的矛盾，应该是“乡村”与“城镇”之间刻骨铭心、不可调和的对抗，在小说中即表现为佟家庄人对塔镇人的仇恨。这种仇恨建立在农民对土地特殊感情的基础上。佟家庄人“历来都是擀面杖当笛儿吹——没眼儿的‘地迷’”，一个“迷”字，深刻揭示出中国农民的集体无意识。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诱导下，他们天生地拒斥任何有可能损害土地尊严的行为；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又使他们在土地与非农业生产之间游移不定，由此形成了佟家庄人对塔镇的复杂感情。“渴望成为一个镇上人。”但长久以来，成为镇上人都只能是一种幻想，甚至连与镇上人恋爱成亲都毫无可能，由此造成了韩佃义与金枝儿的爱情悲剧，也织就了佟家庄人对塔镇的复仇情结。但韩佃义毕竟不是那个龌龊的佟小继，故意把尿撒在准备交公粮的麦子里，咒骂“我叫他们一个个吃死”，他自有高招。他的办法，就是用一种“慢刀子杀人”和“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一方面在地理和经济上蚕食塔镇，由农机厂到建安公司，直至“乡村帝国”翰童集团，使得整个塔镇除了政府机关，无一不成为翰童集团（也即佟家庄）的一部分，在将镇子掏空的同时完成了乡村对城镇的逆袭；更为可怕的是，他还从精神上腐蚀塔镇，面对镇委书记半调侃半认真、又带有明显领导口气的“不要光建设一个佟家庄，也要把塔镇建设下才好嘛”，他巧妙而恶毒地选择了为塔镇发展“娱乐业”，那些“小白楼”，不用明说读者也能清楚它们究竟是些怎样的龌龊去处。至此，佟家庄已经从方方面面控制了塔镇，其效果甚至远远超过在塔镇上空投下一枚原子弹。这个征服的过程无比漫长，将一代人由青年拖到老年，其间交织着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读来自是扣人心弦，又不免让人陷入深深的思索：一代人耗尽一生的精力和心血，仅仅是为了达到一个“复仇”的目的，这种付出或牺牲究竟有多大意义？这自然也使人联想到佟黑子绝世前发出的自问：“那又怎样呢？”

在城镇矛盾这个大矛盾之下，众多的小矛盾也随即展开，其中非常突出的是佟家庄佟、韩两姓之间的矛盾。佟姓在佟家庄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而在韩佃义从东北返乡之前，曾经辉煌过的韩姓（从小说里规模不小的韩家坟园“韩林”便可以看出）在佟家庄只留下了秋分爷爷一人。正因为如此，他连祖辈坟园的一块地都得不到；而在处理土地纠纷上，佟家庄人也宁可牺牲韩姓人的利益，以一种希特勒式的“绥靖政策”将韩家坟园置换给邻村。因此，韩佃义的复仇，不仅仅只是针对塔镇，也是针对佟姓。他大闹韩林，证明了“老韩家不是没人”，“老韩家的人一个就抵成千上万！”很快又成了佟安福老书记的接班人，并最终成为“乡村帝国”翰童集团的缔造者。耐人寻味的是，直到翰童集团的成立，他也未曾忘记复仇与重振韩家的使命，“翰童”与“韩佟”谐音，他虽不明说，但一定要让“韩”排在“佟”之前，哪怕“佟家庄”不能更名为“韩家庄”。这是韩、佟两姓间矛盾在大的方面的表现。而在小的方面，则集中体现在佟克宝与韩佃义之间的斗争上。从家族观念出发，佟克宝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韩姓人成为佟家庄的领导者，更何况这个韩姓人要将祖辈传下的宝贵土地用来建工厂。在他心中，这些都是“卖村”的行为。更令他无法容忍的是，自己的儿子佟黑子与自己关系紧张，父子之间几乎闹到要兵戎相见，但佟黑子却对韩佃义无比崇拜。与他那个对土地无比留恋、因为家里第一次分到土地而在课堂上魂不守舍、几乎要放弃上大学的美好前途的哥哥相比，他简直就是佟家的逆子。因此，佟克宝才想方设法与韩佃义斗争，先是纠集村人联名上书“保卫土地”，后是宁可弃农从商也不愿受韩佃义的领导。佟克宝的形象，与王方晨此前小说中的范思德（《麻烦你跟我走一趟》）等人物形象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在多数人趋利避害向强权低头时，不肯轻易投降和就范。但这种抵抗微弱得几乎无力，最终败下阵来。临终前佟克宝终于屈服，他让儿子喊韩佃义“韩爷”，满怀屈辱地闭上了双眼。那匹他买来之后从未役使过便被卖掉的马，几乎就是佟克宝生前为自己准备的纸钱，撒向人生之路的终点，同时也是对终将日薄西山的乡土中国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