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作已拜收。承蒙您要我谈谈看法，其实我是不懂的，只能试着说一点粗浅的想法。以我的看法，大作四节，主要谈了四个问题：一是理想设计问题，二是目前世界的模式问题，三是中西文明融合的问题，四是未来世纪的特点问题。 先谈第一个问题。以救世主的姿态，要拯救人民，这是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事情，它造成了很多悲剧，也带来了很多好处。大规模社会实验的失败，使人们感受到历史的调侃，于是一股否定的思潮便产生了。我以为这一问题的实质，是人的结群问题。 人必须结群才能活着，但以宗教的或政治的方式结群，凝固力虽然很强，个人的自由度却往往很小。此外，个人自由度大的集群，往往又被以专制方式形成的集群所打败。希腊城邦的被消灭就是一个实例。个人自由度是个历史的概念，不仅它的实现的条件，而且其内涵都是历史的、具体的。一个民族采取何种结群方式，既有这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由种种不可逆的偶然的与必然的因素相互作用的原因，也有在各种因素兴替交错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传统的原因，还有特定生产方式所给予人的空间问题。大规模的社会实验虽然失败了，但局部设计的成功则不可胜数。所以大作所引王小波说的“如果一个人得到幸福，那必定不是通过别人的设计。人只能自己为自己创造幸福”的话，是空洞的、没有意义的。比如，号召农民科学种田，就是通过设计让人民获得幸福的例子。只有有了科学种田的大环境，个人的努力与否才起作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的局部性设计将更为发展。 问题在于社会设计，不能带有强迫性质。带有强迫性质，便会忽视千差万别的条件，就会造成祸害。如果说设计是某一人类集群的整体性行为，则注意种种差别，便是给个人以自由回旋的空间。但是宗教的与政治的集群，往往不能给予个人以其应有的自由度，从而带有残酷的控制性质。人们迟早总要反抗这种控制，因而产生宁愿不要这种整体性设计的想法。这是正确的，但它的实质却并非是反对理想的设计。 理想设计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项能力，这一点马克思在比较蜜蜂与工匠的区别时就已说过。但理想也会异化，理想需要民族力量的长久的投入，甚至是极大的牺牲，因而如果理想目标的设定，有其不合理的地方，它就会异化为一股或大或小的奴役人的力量。此外，理想又是需要人去实现的，这就难以避免种种个人特殊性和历史阶段性因素的介入，甚或凝定。而这种介入的以至凝定的个人的和历史阶段性的因素，同理想本身应有的普泛因素，又令人们一时难以区别清楚，这也会造成一种错误的精神投入以至精神痴迷。各种狂热现象的形成，便同此种痴迷有关。当理想变为痴迷时，剥落此种理想，便是对人的解放。一个社会有种种世俗生活是有益的，否则精神会变成一具没有肉体的骷髅；但不分青红皂白地剥落一切理想，则人就成为行尸走肉。其实，社会的发展，生产的增长，都离不开理想设计。个人的解放总是同他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思想。所谓他人，不必非要实指某些人，可以指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这与一个学科的突破，依赖于时代总体科学水平的提高是一回事。 我在拙著《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中对发展观作了详细阐发，其中有一个要点，便是发展的不可预测性。过于滞着的理想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是不利的。不断扬弃旧的理想，树立更为正确的、新鲜的理想，才能使民族的发展充满生机。我还提出了“原生态”这一概念。作为把握方式，它是一种认识论；但它也能作为一种存在论来看待。作为认识论，它可以使我们透过欺蒙；作为存在论，它可以使我们明白应摆脱异化。当自为的理想变而为一种异化力量时，反不如平庸的自在生活。这当然是一种不无愤激的、退一步的说法。原生态的要旨在于让人以一种比较符合人的实际生活面貌的方式生活。既要有理想，有巨大的精神力量，又不让它奴役自己，而是让它来增强自己。 第二个问题。您所列举的西方学者的种种说法，各有其合理的地方，但都不够深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是正确的，但应补充以历史道路的多样性观念，这一点马克思晚年也已注意到了。沃勒斯坦认为可以将世界划分出不同的发展层次，中心国家或区域与外缘、半外缘国家或地区的世界体系概念，也是可取的，但应补充以往往有边缘突破的思想。民族国家仍然是目前合适的人类组织方式，不同的民族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看作处于不同的发展梯级，但不能走到西方中心论上，也还要注意避免黑格尔将不同民族视为绝对精神发展的不同梯级的谬误。不要将梯级凝固化。 虽然商业与科技是普泛的，但不同民族因其不同的历史道路，而积累下来的文化意蕴是不相同的。人并不仅仅生活在物质世界中。可以说人类各民族生活在有其统一性的经济进程中，但也应该强调人类各民族往往生活在不同的精神文化中。当一种社会制度取胜后，接下来的便是它自身在其扩张过程中的形态分化，再从这种形态分化以及因新的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所导致的经济结构的变动中，生长出新形态的社会制度。非主导性的社会制度，在主导性社会制度的拉动及压力下，也会产生一种相反的或相向的反应性变动。于是，就会产生出一种消长兴替的，既相互争锋、抵触，又相互渗透、融汇的过程。这是世界近、现代史也将是当代史运动的规律。 从以上之所述来看待当前世界的模式及其发展前景，就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玻尔玛特的“全球文明”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看得更深了。 第三是中西文明的融合问题。所谓融合也不过是取彼方之长，补己方之短，并不可能将自己变成对方，特别是对比较大的民族来说，又特别是对有着悠久文明史的国家来说。中国的艺术有着脱略形似的传统——虽然，并不能仅仅只从这一方面来看待中国艺术，相当多的论著便犯有此种简单化的错误。当西方“逼肖外物”的绘画高度发展以后，受到非洲艺术的影响，又在时代思潮的催生下，出现了毕加索的抽象与变形的画风，但它与中国的艺术精神的距离却很大。以论者们对中国文字的看法而言，中国汉字的优点以及意象思维的有利方面，都已取得了人们更多的共识；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等人都相信并提倡过的文字拉丁化方向，实际上已被废弃。主张文字拉丁化，表明知道了我们文明的缺点。中国人接受西方学术，因而增强了逻辑思辩力与科学发明力，已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而理解到汉字在新时代的生命力，则不仅表明对我们文明的认识有了深化，还表明了对于人类文明可以有多种各有优长的形态这一认识的取得。多种文明形态有利于人类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它是人类的巨大的资源。中西文明的融合问题似乎应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也就是应从这一类有关民族特性之最根本的地方着手考虑，才是深层次的。 第四是未来世纪的特点。上文已说，我是持发展的不可预测性观点的，再加上缺乏研究，所以未来世纪的特点，我不会说得比别人好。当然，趋势是可以预测的。十分显然，首先要从科技的发展上去考虑问题。在下个世纪，计算机技术、生命科学到底可以发展到什么地步，还会冒出什么带头的学科来？这些，对社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就中国而言，思想文化上的预测，大约有以下几端：一是线性认识被非线性认识所代替。二是中国文化寻求自强自立，但这是在与西方文化，又特别是与20世纪的西方思想深入对话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对于20世纪中国与西方学术思想的世纪性总结与比较的工作，具有重建中国文化的基础性意义。三是中国文化经典重新受到重视，中国文化的重建，必须依赖对于中国文化经典的重新阐述。这种阐述应该以一种深刻的阅历与广阔的眼界为基础，它应该回答人、社会、历史等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既具有我们民族对于世界与人生的独特体认，又并非是狭隘的，而是有其对于整个人类的普适性。它既是对于民族之根的返回，又是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因此它是古老与新生、新颖与深刻，特殊与普遍的交融。 好，就写这些了，不知对您有什么用没有？如有不当之处，也盼指正。 关于意象思维，我正好最近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13集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庄子》研究的拙文，兹一并寄上，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