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战争状态的抗战早已结束，但抗战仍是一场场远没停止的较量与拷问，从政治博弈、民间质证、学术研讨到文艺表现，抗战均渗透进了我们的当代史。很多作家把他们的史诗情结、个人想象和思想内蕴带入了抗战历史的天空，当这类作品在纪念年份扎堆时，我们阅读的期待会变得更加挑剔。随着岁末雾霾的扩散和寒潮的自北向南，我读到了熊育群关于抗战的长篇新作《己卯年雨雪》，随心而生的是雨雪交织中的沉痛与抽思，心结微情以陈词如下：

就艺术表现所要求的深邃、独到和共振强度而言，抗战题材的书写已成为一大难题。其难无所不在，既有时空的隔膜，也有素材的散佚；既有观念的禁忌，也有类型化写作讨巧的诱惑；既有驾驭宏大叙事的难度倍增，也有想象力对历史现场和历史高度的不及，等等。对此，一大批作家并没有知难而退，他们对抗战题材的书写状态，有些像屈原《悲回风》中所描写的：“存仿佛而不见兮，心踊跃其若汤。”好像有一股焦灼、喷涌之力在催逼他们写下各自的挑战书——向抗战投下历史之书、想象之书、不安之书、试图超越前文本的创新之书。当这些书写堆积出数量上的书墙时，题材上的淹没感已难以避免，突破性书写的要求随之水涨船高。朱向前、傅逸尘关于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长篇小说的综述一文试图勾勒出它们“多元化的审美风貌与个性化的叙事面向”，*② 朱向前、傅逸尘：《一篇读罢头飞雪——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长篇小说综述》，《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4期。但在总评上，他们认为：“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创作整体上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不仅无法与可歌可泣、英勇悲壮的抗战历史相匹配，更离经典和伟大的文学标高相距甚远。”②这一判断隐含着一个普遍性的焦虑，期待出现关于抗战的高峰之作，以新经典来维护当代作家的写作光荣。抗战题材小说所处的现实语境是，在焦虑、不满甚至不信、不屑的阅读目光注视下，描写抗战的作家们有如陷入包围圈中的游击队员，他们竭尽心智体能，左冲右突，想象着杀开血路、绝处逢生、突破重围、如日喷薄的写作景象。这也是英雄主义绚烂而悲壮的图斑，由我们共同的文化构图能力来摹写。任何一部作品，即使是最孤独的个人所写，也是由文化语境来共同完成的。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来讨论它们，应该更富意义。不论是“通过文学看文化”还是“通过文化看文学”，文化-社会批评都能帮助我们看到抗战题材小说所蕴含的不局限于那段历史的丰富信息。而新历史主义的批评观更为直接，它视历史为一个具有建构性的共时态文本。其理论来源之一是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他一再强调对话要“进入了充满着丰富多彩的历史与文化紧张、冲突的现实世界”。*〔美〕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第1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逻辑，在讨论熊育群的《己卯年雨雪》之前，我粗略展示了我们所共处的文化语境，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批评方法也许能避免印象点评的泛泛而论，以便发现作家的创作追求及其实现程度，对比同题材写作中又有怎样别具一格的展开，是否有一种隐藏的书写原型，或者说深层结构在暗作用于这个鲜活初生的文本。

熊育群创作这部作品的叙事伦理、完成难度及心灵慰藉在《后记》中已有详尽而诚挚感人的记述，一部写上十年的书，必然有作家如此投入、如此持久的心理逻辑。他借该书的完成，经历了一场场认知的去蔽、心灵的磨洗、文化的对话、思辨的收镰，也包括在小说形式上的呕心再造。在情感的饱和度上，《己卯年雪雨》并不像它的标题一般性能指的那样诗意飘然，它应该是和血的泥浆，是泪水的火花，“声悍气峻，铮若金铁”，是情感上无休止的重音符。除了散文家所擅长的情感凝聚和发散在小说中随见，该书的写作也以知识功课的兼修储备为底气，深入历史文化内层，思考战争状态下人性兽性的交织、忏悔与救赎的可能，继而寻找文明冲突的形成内因，凸现那些从历史投向现实的决不可漠视的警醒意蕴。尽管在这部小说中，熊育群一直乐于充当历史学者的角色，但作家的天资又在暗中运功使力，催使着他不时从业已知识化的历史网格中滑逸而出，进行着文学的想象与表现。《己卯年雨雪》最可看的部分，也许不在那些知识考证和衍生的地方，而在雾气迷漫、人影灵动、人性深结的河流上、湖泊中。

它一反众多抗战题材小说习惯从中国视角切入的宏大叙事或个人呈现，也不同于海外华人作家和西方作家进入该题材领域所乐道的女性特别是妓女(歌女)的身体牺牲、宗教庇护以及自觉或不自觉的殖民话语植入。从历史和文学的双重叙述、中日主人公的双重视角中，我看到了熊育群追求突破性书写的心迹和信心，他想借文学的想象之功，发掘家园那一段已被湮埋的历史，创造性地再现历史现场、历史伤口、历史细处，以期发现那段历史所蕴含的文化和人性交齿互咬的密码；在两种家国意识激烈相撞的两难时刻，细写“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民族共同体的情感”，既是替中国人也是替日本人来反思国民性的历史成因以及国民性在具体的历史场域中的复杂表现。整合历史和文学的力量，以人性的通融来深化相互救赎的主题，以反思的高度来提升反战的力度，可以视为熊育群向抗战题材小说发起强攻所持的“响刀”——要打造这种五行刀，需两年时间，纳五行精魄，小说极写了这一利器打造的不易和它通灵的异秉——这也可以视为小说自身所追求境界的一个隐喻。抗战题材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追求中不断拓展、深化，我们仿佛看到了新经典的隐隐灵光，只需时光予以洗磨验证。而一部作品所要面对的语境也是它能否流传下来的“催生妇”，对现实语境和具体文本相互作用的分析远比历史的线性概述得出的结论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