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创造伟大奇迹的党，是为中国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出最大牺牲和最大贡献的党，是历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考验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近代中国、现代中国、当代中国历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现代史、当代史的重要内容。

中共党史研究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重大决策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及相关历史；研究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党的指导思想发展的历史；研究党自诞生以来，不断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坚强领导核心的历史。通过研究，辨析历史真实，准确记载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探究历史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作出具有时代特色的价值判断，为党和国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智慧和启示。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重视三个方面的思考，即历史思考、现实思考、理论思考，具有重要意义。三个思考不是分别孤立进行的，也不是递次进行的，虽然在某种情况下某一方面可能突出一些，但总体上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三位一体地进行的。

一

中共党史研究要求达到说明历史，回答历史是什么的问题；解析历史，回答历史为什么的问题；深究历史，回答历史的价值问题。要达到上述目的，就需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进行历史思考。

所谓历史思考，首要的是辨明历史真实，即通过对史料的挖掘、整理、考证和辨析，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思考，实现对历史真实的准确把握。这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基础，也是研究成果具有科学性的根本保证。至此，历史思考并没有止步，它还需要透过历史现象，寻找历史发生的原因与结果，剖析历史的内在本质；还需要对历史各种因素、各种条件、各种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进行全面的考察，发掘历史过程的变化轨迹，区分局部与整体、特殊与一般、偶然与必然，剖解历史的演进规律；还需要全面思考历史的主流支流、是非得失与经验教训及其长远影响和作用，对历史作出正确的总结与评判。

根据历史客体的复杂性质，历史思考的关键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9页。，着重把握以下两个基本要点。

第一，以历史空间的客观实在为根本依据，从横的方面对历史进行全面考察。具体来讲，就是既要考察历史本身的“客观实在性”，又要考察历史“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3页。。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这就是说，历史并不是在“真空”中产生、发展和活动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空间中存在和展开的、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发生和发展的，受到客观的、具体的、独特的背景条件的制约与影响，是一定历史空间的“事物的集合体”。因此，历史思考就是要把历史放到一定的空间范围之内，“还原”到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环境中去，通过对史料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具体地、全面地、发展地、本质地、相互联系地，而不是主观地、片面地、静止地、表面地、孤立地研究，对历史过程和相关要素进行分析与综合、考察与思考，尽可能地回到历史的现场，感受、体验、理解历史当事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客观地描述和呈现历史事实，对历史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页。清代学者章学诚曾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清)章学诚著，刘公纯标点：《文史通义》，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60页。这虽然是论文学的，却也堪称是史学研究的至理名言。

在史学研究中，从某种概念出发去抽象地认识历史，从某个片面的角度去孤立地评价历史，站在今天的立场以“后见之明”的眼光任意贬褒历史，以道德的逻辑或个人好恶轻率地臧否历史，这些都是非历史的表现，都难以正确地认识历史。这一点，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同样重要。例如，关于毛泽东晚年的评价，对于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及此前的错误，既要看到他个人的主观因素，更要看到当时诸多的客观因素，具体分析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思想根源。否则，就弄不清错误的实质，就难以对历史人物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再如对陈独秀的研究。陈独秀是党的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的重要人物，既对党的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又犯过严重错误，对他评价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认定上。党的八七会议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后来又认为他是“右倾投降主义”，并累加有其他罪名。20世纪90年代，随着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和有关资料的进一步挖掘，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回归，党史界普遍认为：大革命的失败，有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的责任，有当时党中央的集体责任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责任，有党处于幼年时期组织和领导都不够成熟等特殊情况，不能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算在陈独秀头上。但作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在指导思想和重大问题的处置上犯有严重错误，又未能采纳其他领导同志的正确意见，从而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实事求是地评价陈独秀，他在大革命中确实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说他一点错误也没有，大革命的失败都是因为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或者全是其他领导人的问题，把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说成是中共党史上的一大冤案，也是不严肃甚至是不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