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先生是我很尊重的一位老师，学习清史十年以来，虽然没有正式拜入高老师门下，但是从人民大学到清华大学，我追随着高老师听了很多他讲授的课程。我虽不曾涉足当代史研究，但是多年耳濡目染，对于高老师的学问，也有几分认识。记得今年7月底，我俩最后一次在微信上聊天，高老师跟我说，自己学术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中国联系起来看，二十世纪的中国怎么样呢，问题很多。但是所谓的“现代化”基本上是实现了，这样来看，中间的那些“倒霉事”，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作为一个当代历史的观察者，一个清代历史的研究者，高王凌老师有着自己独特的位置和视角，也时常教育我们，要以自身的视角(当身历史)去观察既有的历史(正面观察)。斯人已逝，斯言长存。这几日每每夜不能寐，辄起身翻阅高老师的新作《超越史料学派》，虽然某些问题，我有和高老师不甚合拍的认识——可惜他也不能把我“拧”过来了，但是我认为，在今后漫长的治学道路上，我将会对书中的言论有越来越深刻的理解。谨以此文悼念我的恩师高王凌。

一、一位观察者

所谓“当身历史”，就是你在历史中找到一个自己的角色，正如在剧场中买一张票一样。位置的不同影响了历史观察者的视角，长期受限于史料的历史研究者，会因为后视之明产生出一种“上帝视角”的幻觉，好像自己在某段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一个全知全能的智者。然而这并不能做到，不如放低身段，作一名观察者。所以与其说历史是被叙述和阐释出来的，不如说是被观察出来的。

高王凌老师早年参加“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一些工作，并和当中的一些骨干人员熟识，可以说是他后来研究农村政策的一个立足点。用高老师的话说：“我在小组里没起过多大作用，我也不是正式组员”，但是“它还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近距观察’。也像是一个历史的‘看客’，形成一种特别的人生经历” 。我们很庆幸这样一位有着观察觉悟的“历史学家”置身于一些当代政治运行当中，因为这种观察是有历史自觉性的。在一个历史变革的时代，身临其境地思考问题，恐怕也不是所有历史学者都有的机会。所以后来高老师的当代史研究，一直申明一个“观察者”的姿态。我们不是统揽史料、全知全能的上帝，而只是历史洪流中的一个有心人。至于这股洪流要往哪里去，我们置身其中，随之而去。

高老师曾说，虽然自己的“户口单位”是研究清史的，但是当代农村这一段历史，因为跟自己经历密切有关，在内心里，却是放不下的。他的计划，“是退休以后，一定要回头来作这段研究。现在，一个特殊的机遇，使这‘计划’提前了二十年。”我们非常有幸能够看到高老师当代史研究的很多成果结集出版，如果说清史研究，高老师还是一个“场外”的观察者的话，那么对于当代史，他则是一位“场内”的观察者了。

除了“发展组”的经历外，与杜润生老的一段师生缘分，也对高王凌老师日后的学术研究有很大影响。高老师于十余年前开始整理《杜润生自述》，他曾经说：“现在看到已出版的《杜润生自述》，几乎每章每节，都是自己从笔记本从录音带上剥下来，再由杜老批阅，一遍遍修改的。也不由得回想起那些岁月，和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那种友谊和师生关系。无庸讳言，在这中间，我向他学习了很多很多(其中是包含了多少经邦济世的学问啊)。因此这一段经历，也特别得我的珍重。”

杜润生老作为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对于农民和农村政策理解的精辟与到位，深深地影响了高王凌老师。后期高老师作品中对于太谷农民的调查，对于八十年代的反思，以及对于“三农”问题的认识，都渗透着杜老研究的精髓。

可以说，有机会在一个独特的位置上观察一段历史，是历史学家的幸事；而可以读到一个有历史记录自觉性的学者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述与评论，也是我们的幸事吧。

二、一位寻访者

用高老师的话说，历史的旨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场景的还原。如果说“农民的反行为”，是一句话就能讲得懂的道理，那么如何将这个“道理”放到农村的经济发展中去，让这个场景在中国农村发展史上变得有声有色，就是历史研究者的工作了。这种场景的还原需要一个观察者置身其中，而不是从故纸堆中翻检可得的。比如高老师在写到回太谷调查农民“瞒产私分”一节，就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