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观、方法与中国当代史研究王海光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6-0154-03作者简介：王海光，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北京)经常有人问我，你们做中国当代史怎么做?“百年之内无信史”，你们做的是不是史家的路子?只自‘在历_史发生很久以后彳一去微的历史，彳一是真』上『的历史，这实际上是个错炭剃念。著名的史学大家，都不回避当代史，而且还鼓励搞当代史。司马迁写《史记》，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观，强调就是要把历史通到当代，落脚到当代，否则就会看不清历史的变迁轨迹。中国当代史研究这几年发展很快，正进入方兴未艾的境地，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领域。民间研究队伍发展很快，学术影响力不断扩大。但是，中国当代史起步比较晚，是历史学的一个幼稚学科，要完善自己的学科建设，这是一个筚路蓝缕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我们做中国当代史的学者，大概一半是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走出来的，一半是从传统历史学直接走过来的。但不管是出身如何，搞党史的也好，搞革命史的也好，搞古代史的也好，转搞中国当代史研究都是新领域，首先遇到的就是史观的更新和方法论的构建的问题。我一直从事的是中共党史的研究，从时段上说也是属于中国当代史这一块，原来认为无非是一个研究方向的转换，但真正研究起来才感到两者差别还是蛮大的。史观也好，研究方法也好，研究对象也好，研究立场也好，叙述语言也好，都得要有一个转变。而最根本的转变，就是向历史的实证研究的转变。大家都知道，中共党史虽然说是“史”，但在学科上属于政治学，拿的是法学学位。这是中共党史学科的政史合一的双重性。过去的传统党史是宣教之学，属于公共政治课体系。在改革开放以后，出于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政治需要，党史界开始做了一些实证研究，澄清了过去一些党史上的重大问题。但是，党史研究只是政治史的一部分，研究领域相对较窄，且有很强的政治性，学术禁区很多。官方党史有着明确的“资政”立场，历史为现实服务，而且近年来越来越带有为现实政策做注释的功利主义趋向，议论文章多而实证文章少，学术影响力反不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般来讲，做党史研究基本都是做政策梳理，着重于政策的决策过程，是粗线条的研究。研究者很难看到原始档案，结论往往是不证自明的。而做当代史研究，则是要全方位地反映这段历史，综合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军事史等方面，研究取向更关注于社会底层的生活，更强调政策的贯彻和实施效果，围绕事件进行实证研究，这个转换，就需要学者们把研究视收稿日期：2013_01_04154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千．海光：史观、方法与中同当代史研究野下沉，运用实证方法研究历史。研究视野一往下沉，史料是不成问题的，历史的丰富性也就显现出来r。同样的一个中央政策，各地贯彻执行的效果是很不同的。在甲地是一个样子，在乙地会是另一个样子。例如都是执行大跃进的政策，地理气候条件也都差不多，为什么这个地方死人多?那个地方就死人少?这就是问题。从革命史转过来的也有类似的问题。研究1949年以前的历史，史源条件是多元化的。有中共方面的，有国民党方面的，有第三方的，还有国际上的……信息的公开性强，史料的参照系比较完整。而1949年以后的历史，史源条件是一元化的，信息的公开性差，舆论一律，史料的参照系很不完整。而且随着社会控制的强化，虚假信息增多，信息的兑水量增大。例如新华社编的《内部参考》，在反右派运动以后，反映负面问题的信息大减，正面报道的信息大增，几乎与公开报纸无异。由于这个时代的信息特殊性，加之特定的意识形态表达方式，需要有不同于过去的解读史料的专门知识。从古代史转到当代史的，也同样有个调适的问题，没有可以直接照搬过来的路径。’当代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相比古代史的有限史料，当代史史料有着海量信息。一个普通县级档案馆所藏资料，倘若认真研读起来，都得花费学人半生气力。还有浩如烟海的民问档案资料。再如当代史的写作，也不同于古代史。打个比喻说，古代史的研究是在画鬼，你画得怎么样，像不像，普通人是搞不清楚的，只有听同行专家来说。而当代史的研究是在画人，画得好不好，大家都能说上两句。你说的这段事情，经历过的人都还在。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同，感到你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儿，这是很看学术功力的活儿。当代史的学科建设是开拓性的工作，困难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就是当代史是刚刚从政治走人历史研究领域的历史，它和现实政治的关联度非常大，比照性很强。不仅官方把当代史研究过分政治化了，禁区多多；民间也有把历史问题政治化的倾向，还有把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带入历史研究的情况。那么，怎么能使中国当代史的研究脱离政治，走向学术，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这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祛魅化问题，学术的政治脱敏问题。其实，真正放开了研究，大家都在一个公共学术平台上二讨论问题，许多妄语也就“其怪自败”了，不会有这么多节外生枝的事。当代史的学科建设，史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需要破旧立新。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因为我们过去长期占主流地位的史观，是阶级斗争史观，即革命史观。无论是党史也好，还是近代史、当代史也好，包括古代史在内，一统天下的是阶级斗争史观，讲的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其他如党派史观、路线斗争史观等，都是从革命史观派生出来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重新启动现代化，现代化史观成为了学界主流。研究者们搬来了各种现代化理论解释中国的问题，促进了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但是，在运用现代化史观时，也有一些时空错乱的问题。如新左派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东西去解释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发掘它们的合理性。这实际上是把前现代化还没有完成的问题，给超时空地移植到后现代化的解释逻辑上了。与现代化史观相联系的还有民族主义史观。现在看来，见物不见人的现代化史观是有问题的，本质上还是一种国家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有着非常可怕的一面，最为典型的话是：饿死几千万人是国家工业化的必要代价。在网络上，更是随时可见一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充满了暴力倾向的激烈语言。由此，可以看到我们在历史教育上的缺失。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重视的应是人的个体价值和人道主义精神。在当代史研究中，应是以人文主义史观看待过去，确立观察历史的人文价值的高度。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关照历史，关照现实。史观的转变意味着一整套观念体系的转变，反映在历史叙述上，就是史学语言的转变。革命史观的语系是阶级斗争为主轴的一套庞大的政治语系。诸如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五阶段”论，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革命、反革命，左派、右派，等等。这些政治概念都有强烈的预设价值立场，是一些概念模糊的语言陷阱，不是客观中立的史学语言。这就有一个从意识形态语言到学科语言的转换问题。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