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史是自我认识在历史中的再现)是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提出的著名命题。要理解这个命题，首先必须对其中及涉及的几个概念进行阐述和辨析。

当代史和非当代史、过去史。毋庸置疑，这三个概念都属于历史(广义的)。当代史和我们的习惯用法不同，即不是指与古代、现代相对应的时段上的当代，也不是指最近过去的一段时间的历史(长则几十年、几年，短则几小时、几分钟)，而是“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作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意识的历史和活动的历史之区别在于逻辑而不在于时间，也就是说，从时间上来看，它们是同时发生和存在的。非当代史或过去史是与当代史在时间上相对应的概念，如果“具有某种意义而不是一种空洞的回声”，那么这种非当代史或过去史就是当代史。可以说，二者的区别在于时间的先后，但非当代史或过去史又可以转换为当代史，条件是在现在的语境下前者对于人们的兴趣性、有用性和借鉴性。

真历史和编年史。真历史就是“我们的思想活动所真正加以思索的历史。”编年史，这是一种单纯的叙述，“是一种意志活动所维护的空洞字句或公式的复合物。”一些关于区别真历史和编年史的错误观点，错误之原因在于出发点是事实的性质和有关、无关的概念。克罗齐认为真历史和编年史的真正区别在于二者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态度，是一种形式上的差别而非实质性、想象性的差别。历史与编年史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记录的字句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结果，有可能是历史，也有可能是编年史。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状态下，相同的记录字句也有历史和编年史的区别，关键在于这个人是否思想这些记录的字句，思想则为前者，不思想则为后者。

假历史。假历史与编年史一样，都属于真历史的对立面，包括三种:语文文献学历史、诗歌性历史和实用性历史(演说术或修辞学的历史)。“精神本身就是历史”由于没有精神上的连结，语文文献学历史终究不是真实的，不具有真正的历史兴趣，而仅仅是用外在事物写出的文献汇编。诗歌性历史用情感方面的兴趣填补思想兴趣的匮乏，例如不切实际的传记，极富民族精神的历史写作等，其中具有的倾向性价值观抹杀了历史的真实和原貌。实用性历史由两个因素组成，即历史和实际目的，用前者达到各种目的:传授哲理、激发善行和娱乐心目等。可以看出，以上假历史要么缺少精神思想的参与，要么过大强调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植入，与真历史相比，终隔一层。

克罗齐的这一命题，从浅的说，强调历史研究者应具有当下意识和现世情怀;从深的说，在批判其前历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历史哲学观，注重历史与哲学的重合即思想活动在哲学和历史中的根基地位。其实，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每一种历史(包括克罗齐所谓的真历史和各种假历史)都是很重要的，绝不能因为真历史的重要而轻视假历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英国的柯林伍德在许多方面与克罗齐相似:对艺术和历史的兴趣超过了哲学;研究黑格尔并在史学方面有造诣;以唯心主义为研究指导，并最后将哲学和历史学合而为一。柯林伍德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著名于中国历史学界。与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先“史学理论”，后“史学史”的编排顺序相反，《历史的观念》前四编是“史学史”，第五编《后论》阐明自己的“史学理论”。从大的方面讲，柯林伍德认为科学家和历史家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即自然界的事件。但二者的方向却不同，科学家要超越单纯地发现事件，观察它与另外事件的关系，从而把它纳入一般的公式或自然规律，事件处于一种景观的那种意义;历史学家要关注行动，即一个事件的外部和内部的统一体，要看透事件并识别其中的思想。历史的过程与可以被确切描述为单纯事件序列的自然的过程不同，它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可见，行动者的思想是历史的根本所在，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寻求这些思想过程，途径是历史学家“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行思想它们(行动者的思想)”。进而，柯林伍德得出这样的结论:“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的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