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牛津大学教授。曾任教于哈佛大学。主要致力于清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研究领域包括地方史、华北乡村、宗教和革命经验，并且有兴趣从一个地方视角去探讨中国、法国、意大利之间的跨国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梦醒子：一位华北村庄士绅的生平，1857—1942》、《制造共和国民：中国的政治仪式与象征，1911—1929》等。

历史学家之所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历史着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时段丰富的档案材料: 通知、报告、通讯、会议记录、统计数据以及数量多到超乎寻常的自传材料。这类资料大多由干部们以一种非正式而又朴实的方式来填写，这使得这些记录对历史学家而言显得格外有吸引力，以至于我们在阅读时会轻易忽略那些在记录形成时束缚它们的条条框框。本文将讨论英文论述者关于档案使用的研究以及那些适用于中国当代史档案解读的观点。

本文主要观点有二: 第一，若要使用档案，那就需要了解资料生产组织的档案加工过程及其基本常识; 第二，档案本身便是强而有力的存在对象以至于可以影响我们如何书写历史。

背景: 关于档案的最初认知

关于第一手与第二手资料来源的区分以及对档案资料的重视是欧洲19世纪历史学研究专业化的产物。当时的历史学家强调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搜集客观事实，他们认为既然档案是由某事件的组织方所留下的资料，那么它们便与事件的第一手证据同等重要。此外，他们还指出档案内各类文件均是相互关联的: 为了理解某一份文件那就必须探明它与其他文件的关系。通过蒋廷黻等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历史学家的引介，这类来自欧洲的想法早在20世纪便进入中国并长期存在，而他们多关心清代档案的保管情况。

时至20世纪中叶，历史社会学兴起。如今的历史学家更想了解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与经历，而非国家机构，于是他们希望搜寻那些隐藏在档案中的普通人的声音。他们称之为“格格不入看文件"，并时常希望发现某些戏剧性的内容来用作对传统历史叙述的反抗。当下，对专业历史学家来说，使用档案能使历史研究比使用其他资料时看上去更可信，这也成为区分专业历史学家社群与业余写手的标志。我们也相信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应受训学会使用档案。埋首于档案似乎将我们维系在同一个群体中，正如我们会对各自历经千辛万苦探寻珍贵档案的故事脱帽致敬一样，而这也是一桩令人愉悦之事。当我们身处档案馆时，我们能忘却职业生涯的压力，沉浸在发现某些遗失或被隐秘的内容的兴奋之中，通过我们的研究可以让那些淹没在档案中的人物重新发声，我们自然也为此而喜悦。

但是，我们应记住正是由于强调档案资料的可靠性，因此赋予我们以及我们所书写的某种特定历史的专业化权威性。这种权威性常被用来验证那些凌驾于书写者之上的道德与政治对象，而相关论述也未必是自档案而得来的。上述种种依旧在形塑绝大部分西方历史学家对档案资料的想法。历史学家使用档案，但却很少对档案本身进行思考或论述。档案本身如同是一个庞大的透明体，常常隐没在我们的脚注中。然而，过去的十五年间许多来自于三个不同传统的学者都开始发表各类意见，并将档案本身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客体来加以讨论，在本文中我将详述这些学者的成果。

档案员的书写

这些新想法的源头之一来自档案员他们自己书写的文本。由于他们自身工作属性使然，档案员大多更了解他们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更容易冒出与之相关的想法，而这便构成了此类新想法的丰富源头。近年来档案员们讨论的重要问题包括有档案员的角色以及档案文件的可靠性，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时常把档案员只看作是资料保管者，但是，档案制作需要制度措施的保障以及一个个愿意投注大量时间与金钱的群体。既然如此，那么相关群体的特定利益自然会影响到档案。如果我们把档案员想成文本作者，而这些作者能选择未来哪些读者来阅读他们的历史，那么我们就会意识到制作档案其实是一项充满创造性的任务。档案员会选择哪些记录被收入档案，将之分门别类，以供查阅。我曾提及在英文文献领域内档案员多是经过专业技术训练的政府雇员，而在目前的中国，许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档案资料是由大学或私人收藏者所掌握。在此情形下，那些掌握档案的档案员常是学者，且多为专业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