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改革初期15年的探索，经济改革最终实现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平稳过渡，在改革观念和实践上逐步矫正，以自信、崭新的姿态迈向全球化的新纪元。萧冬连先生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追求深层的宏大意识：试图回答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能够走得这么远，如何成功突破市场化转轨的临界点，突破了改革初期经济史研究的局面。本文从这一问题视角入手，论析中国改革的路径和方式，以此证明中国的改革并非预先设计的完美图景，更不是西方学者视域下的“边缘革命”“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1]，而是“随机行走与有限理性的结合”[2]。本文兼谈对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省思，欲就教于读者贤达。

一、改革的缘起和社会历史条件

改革本身源于国家或社会的内外部危机和重重挑战，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时间节点走向改革之路，缘起于1966—1976年那段岁月留下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国家百废待兴。在两年徘徊期间，初期的经济改革如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放宽农村政策等都是应对危机的措施。党内外也集体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反思：中国必须改革，在当时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出国考察潮打开国门看世界，使得更多的人看到了中西方的巨大差距，学习西方成为共同的思想认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转折，重新唤起了精英阶层的理想，他们成为改革的重要实践力量。历史演进是有路径依赖性的，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模式和所走路径要依赖于我国的社会现实，选择适合的发展道路。中国改革的基础条件起点更低，拥有更多数量的中小企业、更多的地方分权等，这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基本条件是相异的。因此，“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二、改革方式的选择

所谓渐进式改革，一般是指最先开始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改革稍滞后，这是因为需要保障政府为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政策咨询、利益平衡等等。另外，包括经济改革不求一步登顶、一蹴而就，而是“摸着石头过河”，以便对经济政策随时调整，适应实际。最后是指改革的实验性，以问题为导向，逐步解决改革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政府在宏观调控政策中采取了双轨制的制度设计。西方学者不看好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诚然渐进式改革并非无瑕，但是可以从眼前着手，脚踏实地做，定会取得显著效果。首先，使风险降低，阻力变得细微。局部的改革实验不会触及国家宏大的布局，其成功之道还可为之后的改革提供借鉴。其次，渐进性改革是大众参与和分享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促使各层级包括基层群众都加入进来，实现了自上而下、由下向上的双向驱动。最后，渐进式改革为体制外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三、农村改革取得巨大进展

农村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使当时所有人喜出望外。改革的突破，让人民群众信心倍增，同时市场的能量迅速聚集释放，这是中国向市场化方向进军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农村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缘起于集体化时代，从革命结束后的土地改革之时起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各界最初对包产到户的争论十分激烈。农村改革的突破对市场化的改革具有全局性的意义，不但使群众和改革官员信心倍增，而且改革也获得了更多的认同。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农村改革见效鼓舞了我们，说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使我们对进行全面改革增强了信心，也给我们进行全面改革创造了条件，提出了新的要求。”[3]农村改革的全局影响更在于其释放出来的巨大市场力量。农村改革最积极的效果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在改革初期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不仅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国家同时也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市场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对国有企业形成竞争压力，倒逼体制内经济有所改变。另外，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跨区域流动。其深远意义更在于为解构城乡二元体制，为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持续的推动力。

四、开放的环境助推改革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于美苏对峙的大背景下，中国拥有了一个稳定发展的国际环境。高层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迫切需要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外部因素对改革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外资进入国内市场，改革拥有了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及管理，极大地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改革在开始一直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沿着市场化先行的轨道逐步探索。再者，对外开放更突出的表现是思想开放。1978年后大批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出国考察，学习西方，改革愿望异常强烈。“走出去”后，派出的各类考察团、留学生、访问学者络绎不绝。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不可预知的风险很大，中国的决策层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实事求是，并没有奉行“全盘西化”，因此中国的改革路径是基于自己的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