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随时间推移持续延伸，不同时代、文化背景下的艺术作品传达各自的艺术理念。无论是传统的手卷、平面的架上绘画、雕塑、多媒体或是跨领域的艺术装置，它们随时代而出现，以不同的表现形式承载时代的思想、视野与格局来呈现思想与观念，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如今来看中国传统绘画形式下区分的“工笔”“写意”也开始不固守于某种特定形式，而是随物象传达与之相契合的表达方式，突破习惯性技法的舒适区。本文围绕三条线索、两个思考以及一些艺术创作的具备元素而展开来探讨当代中国画创作中的主题以及新局势下的思考。

一、当代语境下中国画创作主题的三条线索

中国画经过历史的精炼和经典的积累，随时代的发展而演化，与古代美术相比，社会文化环境、对象、作者、品类，都发生着变化，它们在新旧交替中归结，在中西混融中精练，形成了中国画创作的新局面。对于当代中国画的新局面可大致围绕三条线索展开，一条线索围绕有关叙述性、历史性的主旋律的主题创作，遵循“徐蒋体系”下的现实主义理想，将水墨语言融入各类现实主义题材的主题创作。现实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法国，以真实、客观的角度描绘对象的艺术创作观念，强调对当代生活和普通各阶层人物的表现。“表现一个时代，当一个时代结束时，我们应该能看到一群已经表达出该时代，被称为时代代言人的画家。”它强调写生和写实主义画法，打破人文笔墨趣味的绘画倾向。通过现实主义题材的描绘与中国传统绘画中笔墨规律、技法、意境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当下性有史实指向的现实意义、教育意义的绘画。自20世纪以来，伴随“徐”“蒋”体系的形成，为后代留下许多记录史实的经典作品，如《愚公移山》《流民图》《矿工图》，作品集结了道德力量、心理深度、历史分量的统一呈现。现阶段的现实主义题材创作所体现的也大多围绕主旋律、叙事性、重大历史事件以及重大现实题材，并且具有一定的集体大众共鸣。从现阶段的创作选题来看大多围绕“共情”“民生”等主题。这一题材作品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贴近生活与社会，以弘扬人性的真、善、美，体现民族的历史与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和人生观为主旨；其次，更能显现人文性、教化性及社会责任意识。然而，当代中国画中的现实主义题材、主题创作亦面临着双重的考验：一是在普遍采用照相替代图像的当下，如何更诚挚地在创作实践中避免混淆造型形象和图像形象的区别；二是对造型艺术叙事合成的理论认知，如重大历史题材中画面中所需形象与场景的历史背景考究与论证。

第二条线索是传统视觉形态下的中国画。围绕传统绘画的延续，恪守传统的审美追求、画面图式、绘画题材等，以图示化的效仿与古人趣味为宗旨，延续古代先贤的视觉形式与技术规范，20世纪以来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借古开今，在传统中学习传统，形成了世纪初期比肩古人的笔墨气息。然而在延续传统的浪潮之中有许多艺术参与者“得其形，失其意”，“这种形态中的多数人是在食古人残羹，连复制本领也不具备。倒是‘新文人画’在笔墨形式上有了些许新意，但就文化含量和精神力度而言却在旧文人画之下”。随着时代的发展，书画市场的作用，选择效仿样式化的组合拼贴满足市场诉求，程式化的参考停留于对古代传统样式、构图的效仿，然而古人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节奏，“近对长松远是山”的生活情境如何效仿得来？由此来看，传统的继承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旨归，一种五千年中国绘画史和三千年笔墨史中涵盖的人文精神。

第三条线索围绕“当代水墨”放眼全球艺术的交融与发展，以时代性的认知与观念进行水墨实验，以本土中国画的视角提示着时代的精神气候。“‘当代水墨’概念的出现和使用，是当下中国美术界的一个突出现象，它与近年来国内艺术界频繁使用‘当代艺术’这一流行风气相关。” 当代水墨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亦是一类由理论家与艺术家共同构建的社会集体现象。不同视角、不同年龄、不同身份格局之下皆有对于当代水墨的不同画面陈述，这其中有许多是与水墨相关的装置艺术与综合材料艺术，在这种时代氛围之中达成了对于当代水墨的共识，当代水墨画的探索和实验日趋多元化发展，形成了初具当代意义上的水墨格局。

处在全球文化共时性状态之中的中国艺术，三条线索下的艺术家赋予了中国画新的格局与意义，不局限于某种图式、材料或表达方式，以更为开放的水墨角度对现代艺术与当代生活的关系结合，从观念的角度衔接传统，将本土文化加以融合，更多的是艺术家内在精神意向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画的表达上，这一类型的创作者更乐意于将水墨视为一种精神表现的材料，而不是一种技术规范，不局限于手上的“绝活”，而是基于当下感受而对传统的再创造与再发展，以开放性的表达为更多创作者与观者提供了更多想象空间和精神阐释。“强调‘再传统’与‘再中国化’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