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此书，不禁想起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科举制度于当今社会已演变的不同于初，但在清朝确是其现行的政治制度。首先，科举制度对于选官来讲，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之前世卿世禄的世袭弊端，官员身份相对平等，阶层流动更大于前，避免了结党营私，巩固政治统治。有些人是所谓的“天生当官”命，其考试能够取得好成绩，但从政后未必会治理好人民，而能够治理好人民的人，不能通过考试的选拔，就根本不可能施展政治才能。这样的人所占比例还是少数的，但由此可见科举考试的一个小的弊端。还有就是“思想禁锢”，科举考试只考八股，禁锢人民活跃的思想，这虽说是一个弊端，但是对于当时的政治来讲是正确的。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等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登上历史政治舞台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因此说，在封建时代，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 科举制度还有着不容忽视的教育作用，虽说只考八股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但是在教育角度来讲，它却解决了人们的读书范围问题。尤其对于寒门子弟来讲是很有益处的，他们本身出自寒门，本来就没有什么钱财，规定的读书范围，免去了他们花冤枉钱，买没必要的书的弯路。考试后如未高中，仍可有一份工作，如教师、医生、幕僚、开设私塾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教育用人之处，就是书院，清代书院约有三千余所。 书中作者否定科举所教无用，对于这一看法我同样认同。因为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文化的塑造以及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士从宋代开始，便做到了不问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拔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并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虽然科举制度存在着诸多不足，但也不能说科举所教无用。 对于官员选拔基础不平等是清代的满洲贵族与平民百姓之间不平等的体现。清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承袭于明代，但清朝贯彻的却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待，他们只需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雍正以后，改为满人、汉人同试，汉人居多。清朝从乾隆末年开始逐渐走向衰落，而科举制度发展到清代，也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舞弊现象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读过本书后，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辩证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放眼现代，无论科举制曾经多么辉煌，但它本身还是存在诸多弊病的；回首历史，科举制是最有利的统治工具，是相对公平的入仕之途，利大于弊。无论哪一项政治制度的好坏评说，都不能掩盖它对于当时社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首先，科举制为社会树立了尊重文化知识的价值取向。在科举制度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轻视体力劳动和社会实践的倾向固然不可取，但它反对“读书无用”的痞子哲学，引导着人们学习书本知识，是值得肯定的。其次，在科举制度下，稍具经济能力的农、工、商子弟都可以通过参加考试进入官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低层社会人士因此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进入中上层社会。这种社会纵向流动渠道的畅通，是吸收民间人才，参与国家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第三，作为官员资格的考试制度，科举制度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前身，近代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正是在吸收借鉴明清科举制度的基础上所建立的。清代科举制度所体现的平等精神和某些具体做法，对于当今社会仍具有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