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这在党史上是第一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随着新时代党和国家制度建设进程加快，共和国时期中共制度史研究的任务理应提上日程。

学术地位

中共制度史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1921—1949年为革命时期；1949年迄今为共和国时期。这两个阶段之下，还可做更细划分。从历史逻辑来说，共和国时期中共制度与当前人们生活联系最直接，理应将其作为研究重点。

首先，中共制度体系更为系统。中共制度史，革命时期占28年，共和国时期占70多年。共和国时期所占时间远超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制度建设面临的问题与任务更为复杂。以宣传制度为例，1949年3、4月份，中宣部在健全组织和机构时遇到很多困难，人员不足的问题非常突出。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很快发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党的文化教育工作问题的指示》，自上而下建立起全国及地方各级宣传机构。经过70多年努力，中共组织制度、宣传制度、干部制度、政法制度、监察制度等形成了一整套配合紧密、运转高效的制度体系，确保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经济社会事业的全面绝对领导。

其次，中共制度建设情况更为复杂。共和国时期，中共制度建设需要综合考虑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国内与国外等多种因素来加以确立与调整，每一项制度建设背后都有着极为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动因，并不是轻易就能制定和执行的。比如，中共监察制度在革命时期就已存在，但很显然，共和国时期中共监察制度建设又会有新的特点。

最后，中共制度对于中国社会影响更为直接。共和国时期，中共制度直接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对中国社会影响是全方位的，是极为深刻的。比如，党的干部需要组织部门来选拔任用，中央一旦决定调整某个地方重大人事，往往会影响一个地区、部门乃至行业发展。再如，宣传制度，必须确保宣传思想工作发挥出团结鼓劲、传播正能量的作用，否则就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给各种错误观点与错误思潮传播提供可乘之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离不开党的制度建设。只有制度建设好了，才能确保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与政治路线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贯彻落实。实践证明，中共制度建设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的制度保障。

学术反思

学界不太重视当代史研究，认为“当代人不作当代史”。当然，这里有一些客观原因，如新中国史还处在不断延续和发展过程中，很多事情没有经过历史沉淀等。具体到共和国时期中共制度史研究，情况也大体如此。

目前，学界对于共和国时期中共制度史研究，在具体层面有不少推进。比如，有学者对于最高国务会议制度的研究，指出这一独特的制度设计在组织结构、议题功能以及政治功能方面具有独特的历史和政治意义，并强调这一制度在现实条件下仍有创造性利用的价值。有学者分析政法委制度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强调这一制度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有学者考察90年来中共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指出改革开放时期是党的制度全面建设时期，这个时期党的制度体系初步形成。这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于中共制度的认识，有利于改变当前中共党史研究和新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的单向度（即突出政治和政治运动）问题。尽管如此，共和国时期中共制度史研究并没有很好的开展起来，尤其是缺乏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却也是不争事实。

开展共和国时期中共制度史研究，以下三个方面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要注意中共制度与国家制度的区别与联系。对于中共制度与国家制度，可作如下界定：中共制度是指中国共产党为保持自身组织运转以及确保党领导国家建设做出的各项制度性规定；国家制度是指党领导下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各种制度的总和。二者畛域虽不同，但绝非泾渭分明。

其次，要注意中共制度与中共法规的联系与区别。中共制度与中共法规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共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制定过不少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这些党内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中所包含的制度内容，自然属于中共制度史研究的对象。但是，中共制度与中共法规之间还是有所区别。比如，中共中央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其中有些内容与制度有关，但又不完全是制度。应该关注的是制度方面的内容，或者与制度建设密切相关的内容，绝不能简单化、机械化、绝对化地认为这些原则、规定、条例就是制度。